芬蘭/公平.福利

看看別人,想想自己,試問:我們的政府作了什麼?我們的總統又在忙些什麼呢?= =”


From:天下雜誌
文/蕭富元

在拉普蘭省第一大城羅瓦涅米市當記者的亞諾,已經休了兩個月的爸爸假,專職在家照顧剛滿一歲的女兒薩卡,還有兩隻很愛叫的狗。九月初,跨在北極圈上的羅瓦涅米,陽光虛弱,還不到十度。剃著大光頭的亞諾和太太牽著牙牙習語的薩卡,在河邊住家的前院草坪,蹣跚學步。

亞諾很感謝政府讓他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和等了十幾年的女兒朝夕相處。育嬰假的這半年,政府每個月會給他三百歐元,當作是照護國家未來納稅人的津貼。亞諾從沒擔心過薩卡未來的教育,只要她願意讀書,政府會一路養她到大學,甚至是碩士、博士。

「我的責任就是讓她吃飽,其他花費不必煩惱。」

當然,亞諾最大的煩惱,就是這麼慷慨的福利,有一天會不會撐不下去。

※ 社會福利無所不在

在芬蘭,像亞諾這種專職奶爸,漸成潮流,每年以倍數成長。

芬蘭無所不在的社會福利,反應出傳統的北歐思維:政府存在的價值,是照顧好「每一個」人民。美國那套小政府大社會的理論,芬蘭人並不信服。芬蘭政府每年用在社會福利的支出,佔四分之一的GDP,比重是美國的兩倍多,台灣的五倍。

福利制度的設計,同時還是拉高芬蘭國家競爭力的策略一環。

社會福利太好,將損及國家競爭力,這種魚或熊掌的兩難,不在芬蘭人的邏輯裡。

過去十年,芬蘭經濟成長率平均每年達三‧五%,去年更衝破五‧五%,創十年新高。競爭力大師波特去年底研究,在全世界一二二國中,芬蘭的企業競爭力,僅次於美國、德國,名列第三。「真正的競爭力是用生產力來衡量,」波特強調,在北歐國家中,芬蘭過去十年的生產力成長最多。

在芬蘭的國家發展藍圖中,社會福利是國家競爭力的引擎,而非阻力。社會福利和發展科技,更是魚幫水水幫魚的雙贏政策。

芬蘭自六○年代開始推動社會福利,便深信這是一個「良性循環」的策略,擅長能源經濟的經濟學家科穆拉寧(Kari Komulainen)分析,芬蘭認為透過福利制度、教育改革和財富平均分配,可以帶動經濟成長;經濟成長又會增加財富;更多的財富,可以創造更好的福利;更好的福利,又會刺激更高的成長。

勞工經濟研究所所長基恩德(J. Kiander)也反思,芬蘭產業結構能夠從以比較利益為主的重工業,轉型為以競爭優勢為基礎的科技業,關鍵就在社會福利制度。「好的社會福利讓人願意冒險;冒險,才能促進競爭力,」基恩德肯定,愈是靠知識吃飯,愈需要社會福利做後盾,讓人民沒有害怕失敗的無形焦慮。在芬蘭,失業後,有政府十八個月、七成薪水的保障,「冒險,不會讓你餓肚子。」

※ 冒險不必餓肚子

凡出國演講,提到芬蘭經驗,哈洛寧必然不厭其煩強調:「競爭力和社會福利並不是互相排斥。人民不需要選擇,可以同時兼有競爭力和社會正義。」

二十歲就拿到博士學位、以《資訊社會福利國家》一書聞名的芬蘭學者海莫能(Pekka Himanen )特別以「福利國家2.0」,描述芬蘭夢的特質,就在於「大家都能住在一個既有創意又有照顧的世界」,曾參與擬定芬蘭「資訊社會發展策略」的海莫能形容。

可以這麼說,上個世紀的美國夢是靠個人競爭努力圓夢,這個世紀的芬蘭夢則由個人努力和政府福利,小手大手相互牽成。

芬蘭的福利制度,是以眾生平等為基礎。不必要有富爸爸,也不必靠一次偶然的出生,芬蘭人沒有輸在起跑點的壓力。

芬蘭是歐洲唯一既沒有王室也沒有土生土長貴族的國家,原本就具有普世平等的思想。千年來,夾在俄、瑞典和德國三個時刻覬覦它的強國間,芬蘭團結意識一向強烈。一百四十年前,芬蘭又遇到罕見大飢荒,一口氣失去一五%的人口,芬蘭人深信「唯有團結平等才能生存」,一個芬蘭人都少不得。

平等的代價並不便宜。芬蘭所得稅率從三五%起跳,最高超過六○%。國家將近一半的GDP是來自稅收,位居全球第四高。在各種國家競爭力指標中,稅賦過重通常是芬蘭表現最差的一門,總是拉低總成績。

同樣是課重稅,相較於其他北歐鄰邦,芬蘭人似乎繳得更心甘情願。

二十八歲的赫蒂在赫爾辛基大學當講師,她每個月只能領到一半薪水,另外那一半,她連摸都沒摸過,就直接扣稅進國庫。赫蒂從來沒抱怨過,為什麼要用她的薪水去養不願工作的人。「走在路上,我喜歡那種四周的人都過得很好的感覺。」談到她「消失的那一半收入」可以造福人群時,會說五國語言的海蒂,真情流露。

※總統的夏屋在漏水

在芬蘭,平等是一種生活態度,不是施捨的口號。

外交部駐芬蘭代表處組長劉翼平還記得,一次在機場,看到前任總統阿赫蒂薩里自己拖著行李,和民眾一起排隊通關,他現在仍身兼要職,是聯合國派去塞爾維亞和柯索沃的談判特使。

現任總統也是沒架子出了名。去年被民眾票選為史上第五偉大芬蘭人的哈洛寧,曾經是激進的全國學生會會長,七年前就任總統,出入從來只有兩名隨扈,百貨公司聖誕折扣也會跟著去搶便宜貨。九月初,《金融時報》特派員採訪她,哈洛寧特別選在她的夏屋,糗的是,那天下雨,會客室天花板漏水了,只好移到客廳見記者。

翻遍芬蘭報章廣告,看不到富豪名媛新聞,也鮮少奢華時尚的報導。就拿四十一歲的席拉斯瑪來說,儘管已經是億萬富翁,他的太太還是繼續在小學教書,沒有貴婦派頭。

最能展現芬蘭的平等價值,是在道路上。芬蘭的交通違規罰款是按照犯行輕重以及所得「累進」,賺得愈多罰得愈多。前幾年,某二十七歲網路創業家開著拉風的BMW跑車,以一百一十公里時速飆過市區。

賓果!吃下一張兩百三十幾萬台幣的罰單。

這哪裡是公平?芬蘭法律規定,既然犯法,有錢人受懲罰的「痛苦」程度,應該和窮人同樣平等。

這位科技新貴並沒有找議員關說或走後門銷單,而是發揮佔芬蘭八三%人口的路德教派誠信美德,把罰款繳清。也是科技新貴的席拉斯瑪不無驕傲地說,芬蘭是唯一把戰爭賠款全部付清的國家,「只要是責任,我們一定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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